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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访美另有一层意思,事实观看和根源剖析

2019-10-05 07:08

2月27日至3月3日,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访问美国。据报道,刘鹤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财经高官,就中美经贸合作及其他重要问题举行了磋商,同美工商界重要人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分别进行座谈交流,还会见了有关国际机构负责人。  过去十余年,中美在培育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已建立若干常规性对话交流机制,两国财经高官互访不足为奇。然而这次刘鹤访美时间节点引人注目:其时中共中央十九届三中全会仍在进行,十九大后第一次政协人大两会即将开幕。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最重要两件大事进行之际,刘鹤急促访美行程显然负有某种特殊使命。  对应的背景形势,显然是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以至于整体方针经历重要而深刻的调整转变。特朗普主政元年中美经贸关系走势在波折起伏中大体平稳,然而美国相关政策总体上朝强势鹰派方向转变,两国经贸关系实际上暗流涌动张力不减。去年底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组合政策所传递信息,显示其对华经贸政策方针调整已大体完成布局。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新政特点  美国新政策基本取向,是因应其内外环境变化与全球格局演变时代特点,突出聚焦中美经贸和其他领域竞合关系中的竞争博弈因素,试图扭转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与对外经济竞争力在动态比较变化层面上的相对弱势,并与美国对华整体方针与全球战略重构相配合,服务其“让美国再伟大”的目标。初步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新政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强调经济问题重要性,聚焦中美经贸关系现存矛盾问题,提升相关政策目标优先度。  去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一个新命题:“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依据美国官方分析,目前美国经济表现不佳,既有国内过度管制过高税收等因素抑制经济活力等根源,也有外部贸易伙伴不公平竞争导致美方利益受损等原因,重振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需从内外两个方面展开。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虽然很多国家都在利用美国开放体制占便宜,中国作为主要对象尤其需要聚焦应对。过去一年来美国决策层有关重要文件、报告、演讲,对中国竞争手段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利益损失提出很多抱怨和质疑。今年元月上旬笔者随团在华府四部会访谈,也具体感受到美国有关官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满和责难。  二是在贸易方针上突出强调对等性原则,试图为对华经贸政策强势调整提供合理性依据。自由贸易是美国竞争力强盛时信奉宣扬的贸易方针,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仍在倡导自由贸易方针。然而随着新世纪初年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衰落,特别是美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打击之后,到奥巴马时代转而倡导公平贸易。现在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后更多强调经贸关系对等性。  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报告中,就强调美国贸易政策“首要目标”包括“促进与贸易伙伴对等性”。特朗普1月26日在达沃斯论坛演讲强调:“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必须是公平也必须是对等的”。他去年11月在APEC演讲中,提到中美之间“当前的贸易失衡是不可接受的”。强调“从今以后要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竞争”。依据美方诠释的对等性标准,早先国际经贸关系中各国由于发展阶段差异存在的关税差异不再被接受,贸易不平衡也可被看作不符合对等性原则。  三是选择从会谈对话到贸易制裁各种手段实施政策调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采取一切适当手段,从对话到执法手段,以应对扭曲市场的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报告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挑明特定对象,然而中国显然是美国在经贸领域需要应对的最重要博弈对手。  给定这个强势政策立场,美国不排除双边会谈交流,然而对话更可能由于美方一味责难施压与漫天要价而变得更难取得积极进展。从发布官方文告报告,到领导人与高官频繁喊话施压,将成为某种常态性现象。对双边投资采取更加挑剔与负面政策立场,年初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华为与AT&T分销协议等商业投资与市场合作项目被CFIUS叫停就是具体例证。  通过发起贸易调查与制裁制造摩擦则是更为常用手段。特朗普政府就任后对中国发起数量空前的贸易争端调查,为后续加大制裁和升级贸易摩擦储备了大量弹药。据统计,2017年美方对中国企业贸易争端立案总数,从2016年44起历史峰值进一步增长到51起创纪录水平。根据历史上立案数与制裁数统计关系推测,今年美方对华贸易争端制裁数很可能会比去年有较大幅度跳升。  四是在经贸关系领域自设标准,区分“守规矩”与“不守规矩”两类国家,通过督促各国选边站对中国施加压力。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将经济竞争对手按照是否遵守公平和自由市场原则进行区分。我们将与在经济领域志同道合的国家展开竞争,特别是存在贸易不平衡的地区,同时认识到,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竞争才是良性的。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  特朗普在APEC峰会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守规矩,现在人们都不守规矩。守规矩的人是我们最亲近的经济伙伴。不守规矩的,美国肯定不会再对违犯、欺骗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了。那样的日子到头了。”“我将同想成为我们的伙伴并遵守公平、互利贸易准则的印太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在达沃斯演讲中,特朗普再次批评不守规矩的国家。  五是去年11月上旬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为美方对华反倾销继续采用第三国价格和成本这一违背WTO规则做法制造借口。该报告从人民币汇率与工资形成机制,外资政策、国有企业、政府控制与配置资源、法治和监管透明度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制度、政策与运行方式进行了考察。与2006年同名初版报告比较,新版篇幅从80多页扩张增加到200多页扩大一倍多,各类资料文献注释1000多个,可见特朗普政府为此下足了功夫。  报告分析阐述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作用及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关系导致根本性扭曲”,依据这一结论,报告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因而“美国商务部不足以允许在进行反倾销分析时采用中国的价格和成本”。与11年前初版比较,新版更加重视中国经济制度的某些基本特点,例如强调我国政府和党指定和引导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规划目标,派生不同于基本由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在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前夕全文公开发布,显示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朝硬化方向调整是既定方针,不会因为一次国事访问成果如何而改变。  六是质疑二战后由美国自身及西欧国家主导建立的WTO多边贸易规则体系,指责中国等WTO成员国利用多边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要求在贸易领域获得超越多边规则约束的法外施法权力。  中国入世以后开放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货物进出口额从2001年5097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约4万亿美元,16年增长6.85倍,年均增速13.7%,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数倍增长。美方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对对WTO规则可适用性带来挑战。如特朗普去年底在APEC峰会演说中抱怨:“各国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然而他们没有遵守原则。简单说,我们在世贸组织受到不公平待遇。”  美国对WTO责难锋芒所向也涉及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很多WTO成员国,集中体现特朗普政府以我为中心与单边主义政策立场。然而中国是美国瞄准的主要对象。特朗普APEC峰会演讲责难:“美国促进私人企业、创新和产业,其他国家却支持政府主导的产业计划和国有企业。我们遵守世贸组织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和保证公平、平等市场准入的原则,他们却倾销产品、补贴商品、操纵货币并推行掠夺性产业政策。”话里话外显然剑指中国。笔者近年与美国智库专家与官员交流对话,不乏听到美方后悔当初允许中国入世、认为WTO制度设计不适用于中国这样所谓“国家驱动经济”的观点。  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曾扬言美国退出WTO。虽然这个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疯狂”的想法并未付诸实施,特朗普就任后美国一直对WTO施加压力要求按美国利益行事。去年初美国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强调美国加入WTO并不妨碍其依据国内贸易法实施对外贸易管制,主张在WTO多边规则之外法外施法特权。美国尤其反感WTO争端仲裁机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抱怨WTO已成为一个专注诉讼的机构,并且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过于偏袒。美方一再否决WTO启动对空缺上诉法官职位的遴选程序,试图阻扰WTO争端仲裁机制正常运作。  最后,特朗普施政手法更为灵活多变,对短期和长期利益都来者不拒。特朗普总统可以在私家海湖庄园热情接待我国领导人表达友好,也可安排孙女小辈朗诵中文演唱华语歌曲显示对中国文化尊重,然而这些与他对美国现实经济和战略利益高调诉求并行不悖。其策略灵活性还突出表现在,对实施“百日计划”与访华获得的短期利益欣然接受并赞赏有加,转身就会提出更高要价回归强硬立场,显示既捞浮财又争地盘的精明算计特点。  需要指出,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调整不是仅限于经贸领域的孤立变化,而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就任以来,美方对华整体战略方针正在偏离过去几十年总体合作的方向轨道。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基于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方针,特朗普政府耸人听闻地指出,“一度被称为上个世纪现象的大国较量再度出现。”  为此别出心裁地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帽子,指责中俄“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势力”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国际秩序的首要挑战势力。虽然美方也意识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中俄两国的意图不一定一成不变。美国随时准备在两国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但是美方对华强硬战略已和盘托出,去年初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台湾旅行法”,到今年2月28日完成两院立法程序,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就有望变成法律,是显示美国对华整体方针阶段性转变的具体表现之一。  刘鹤访美意义何在  可见目前中美经贸领域矛盾,不同于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在对华总体合作政策方针前提下,双边就汇率、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议对话,因而可能通过就事论事的政策调整,或者中方一次较大规模组团采购得到阶段性化解。目前美方对华经贸政策转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整体调整的重头戏,发展下去有可能对中美经贸和整体双边关系形势带来全新考验。如何全面研判形势做出系统性应对,将成为两会后中国新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次访美提示刘鹤将是未来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从过去十多年中国政府领导分工情况看,刘鹤大概会在新政府中分管对外经贸与金融工作。刘鹤早年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对开放宏观与全球经济有长期丰富的研究和参与高层决策经验。在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考验环境下,刘鹤临危受命对管控分歧并推动形势朝符合双边根本利益方向发展,应是一个利好因素。  在特朗普政府率性而为甚至鲁莽冲动的政策转变形势下,中国当然不会一碰就跳跟着美方鼓点节奏起步跳舞。依据中国对美政策一贯方针,应会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立场,面对变化环境首先冷静低调处理,努力寻求通过对话合作解决矛盾分歧的管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刘鹤此行定位也是“为下一步深入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刘鹤访美的第一点意义,在于释放了中国方面力求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善意。  另外,在特朗普政府对很多国家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广泛树敌形势下,刘鹤暂时放下国内繁忙重要的政治日程,愿意对美国安排一次急促访问,本身就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显示,在中美经贸冲突风险增长环境下,中国秉持合作谅解与人为善的政策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刘鹤访美有助于中国未来应对政策在国际社会得分。  最后,刘鹤访美也应有实地摸底的作用。春节前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美国相关政策转变多有讨论。如笔者所在工作单位,元月21日和29日分别召开内部座谈会和公开报告会,讨论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有关形势演变当然会在中国决策层密切关注之中。刘鹤访美与美国官方及社会各界广泛交流,了解一线信息和实地感知情况,对中国决策层在知己知彼基础上制定应变方略政策,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在美方政策转变为中美经贸以及双边整体关系引入前所未有不确定因素背景下,刘鹤访美并非意在马上全面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分歧和问题,而是要对双边关系演变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研判;他大概并未带去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要明示中国政府一贯立场: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总要在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方针前提下寻求解决之道。面对中美经贸关系新考验新形势,预期两会后新一届中国政府会相应出台高招、妙招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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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发生了系统转变,这种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包括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也包含美国对自身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感到焦虑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与政府主政团队立场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首先观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变的表现与特点。然后从中国经济追赶环境变化、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国国内政治与主政团队立场取向变化等方面,考察美国政策转变的背景根源。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变与特点

  

   特朗普主政元年中美经贸关系虽在波折起伏中大体平稳,然而美国相关政策总体上朝强势鹰派方向转变。去年底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组合政策所传递信息,显示其对华经贸政策方针调整已大体完成布局。初步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强调经济问题重要性,聚焦中美经贸关系现存矛盾问题,提升相关政策目标优先度。去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一个新命题:“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国则被看作是对美国经济维持超级大国主导性的最重要挑战国家。

   二是在贸易方针上突出强调对等性原则,试图为对华经贸政策强势调整提供合理性依据。自由贸易是美国竞争力强盛时信奉宣扬的贸易方针。但是特朗普政府把“促进与贸易伙伴对等性”作为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依据美方对等性标准,早先国际经贸关系中各国由于发展阶段差异存在的关税差异不再被接受,贸易不平衡也可被看作不符合对等性原则。

   三是选择从会谈对话到贸易制裁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或许不排除对话,然而由于美方一味责难施压与漫天要价而对话可能更难取得积极进展。从发布官方文告到领导人与高官频繁喊话施压,将成为一段时期某种常态性现象。对双边投资采取更加挑剔与负面政策立场。通过发起贸易调查与制裁制造摩擦则是更为常用手段。

   四是在经贸关系领域自设标准,区分“守规矩”与“不守规矩”两类国家,通过督促各国选边站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经济竞争对手按照是否遵守公平和自由市场原则进行区分。”特朗普在APEC峰会演讲中强调,“守规矩的人是我们最亲近的经济伙伴。不守规矩的,美国肯定不会再对违犯、欺骗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了。那样的日子到头了。”

   五是去年11月上旬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为美方对华反倾销继续采用第三国价格和成本这一违背WTO规则做法制造借口。该报告核心观点是认为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作用及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关系导致根本性扭曲”,由此断定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美国商务部不足以允许在进行反倾销分析时采用中国的价格和成本”。

   六是指责中国等WTO成员国利用多边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要求在贸易领域获得超越多边规则约束的法外施法权力。美方认为当初接纳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认为WTO制度设计不适用于中国这样所谓“国家驱动经济”。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加入WTO并不妨碍其依据国内贸易法实施对外贸易管制,主张在WTO多边规则之外法外施法特权。美国一再否决WTO启动对空缺上诉法官职位的遴选程序,试图阻扰WTO争端仲裁机制正常运作。

   对华政策转变体现出几方面特点。首先,美国对外经贸政策朝保守主义和单边行动方向转变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然而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较大,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相对稳定的体制特征,更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具有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较大潜力,中国在美国经贸政策强硬化调整中不可避免被锁定为主要对象国。

   其次,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转变是其对华整体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对华整体战略方针正在偏离过去几十年总体合作轨道,包括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帽子,指责中俄“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势力”是对美国和国际秩序的首要挑战。因而目前中美经贸领域矛盾,不容易通过个别事项政策调整或中方一次较大组团采购得到化解。

   最后,特朗普施政手法更为灵活多变,对短期和长期利益都来者不拒。他可以在海湖庄园热情接待我国领导人表达友好,也可安排孙女小辈朗诵中文演唱中国歌曲向中国公众释放善意,然而与他对现实利益高调诉求并行不悖。特朗普对“百日计划”与访华获得短期利益欣然接受赞赏有加,转身就会提出更高要价回归强硬立场。

  

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使美国产生焦虑感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以至于整体战略阶段性调整,是由美国感受到的中美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变化、国内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演变、政府主政团队立场偏好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的产物。中国经济崛起从多方面对美国产生压力并导致焦虑感。

   一是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中美经济实力比较格局。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经济增速大幅提升远超预期。世纪初年国内一般认为认为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然而2008年中国就达到上述指标,近年上述二指标已分别超过10万亿美元和8000美元。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近年展开对美国经济总量追赶,并且在一些重要宏观指标上超过美国。

   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如高速铁路、部分大型工程机械、互联网支付、网商零售等中国从追赶转变为并跑和领跑。虽然中国目前领跑还主要依托产品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尚未进入到通过前沿原发性创造带动产业技术变革境界,然而十几亿人口巨型国家经济生气勃勃追赶快速重写全球经济版图,不能不引发现有超级守成大国美国的忧心忡忡和倍感压力。

   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使美国感到咄咄逼人。针对战后全球化模式面临挑战形势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能力赤字”问题,中国与新兴国家及国际社会合作努力,从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两方面改进完善全球治理架构,早先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并享有超级特权情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美国看来是对其“中心地位”的现实挑战。另外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惊人增长,中国体制转型阶段展现的发展和追赶方式,进一步使得美国从重商主义政策立场角度,质疑能从中国“增长中受益”的传统判断。

   三是中国发展体制特征导致美国战略分析困惑纠结。中国作为转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呈现某些相对稳定的体制特点,使美国在认知应对上产生困惑感与急躁感。美国官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从六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国转型快速发展的体制形式与政策选择,涉及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汇率与土地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劳动力市场等等诸多方面。基本观点认为,国家过度干预体制赋予中国经济一种不公正的竞争力,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国面临其他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因而需要实施更强硬措施和压力督促中国解决。

   美国对中国经济运行与体制特征描述并非完全虚构,然而认为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都来自政府干预与市场扭曲的判断显然不对。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言,美方认为主要由于中国体制政策扭曲。然而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交货比例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所占份额最大,,其次是国内私营企业,国企2003年占比为5.6%,2015年仅为1.5%。可见中国出口竞争力,是由于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了市场活力,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开放型市场体制,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美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派生危机感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和综合国力最强的超级大国。然而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和追赶形势下,就动态演变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不仅遭遇世纪罕见的金融危机打击,而且长期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经济增长后进不足派生失落感与危机感环境下,美国政府试图从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外部经贸关系入手寻求应对之道,特别是通过调整中美经贸关系改变不利局势。

   纽约华尔街是百年来全球金融体系中心,然而2008年正是在华尔街爆发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个划时代事件以戏剧化方式对美国经济制度完美性提出质疑,对美国主要国际货币与金融中心地位提出质疑,也美国在全球治理理所当然中心地位提出质疑,必然要在美国国内与世界范围产生长远深刻影响。面临危机爆发后严峻形势,美国小布什政府请求中方合作刺激经济应对危机。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总体延续早先对华合作加防范的对冲政策立场。然而随着美国从危机阴影中走出来,对危机教训的片面追思与总结,赋予美国战略界某种“穷则思变”的紧迫感!

   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给美国带来为更为深刻的失落感和焦虑感。数据显示,上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平均经济增速约为4.2%,属于经济增速“4时代”。进入70年代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上世纪最后30年的年均增速约为3.3%。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01-2017年间平均增速下降到1.8%上下。即便不算新世纪初年和2008年前后两次经济危机衰退年份,2002-2007年所谓景气繁荣期年均经济增速约为2.7%,2010-2016年经济复苏时期年均增速2.2%。2017年美国宏观经济处于危机后复苏又一周期高点,然而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数据为2.3%,仍处于“2时代”。

   更让美国忧虑的是,新世纪美国经济增速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以透支美国经济“正常体力”为代价,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潜在增速应更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衰退,美联储十余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较快走出衰退,然而经济复苏呈疲弱态势,消费物价等一般物价指数也没有出现早先复苏时期较快上升情况。当时美联储以阻击通缩恐惧为名,在显著正通胀宏观经济环境下,通过两次激进追加降息把政策利率降到1%历史低位。超常刺激虽对危机前几年经济增速有拔高作用,然而同时也对次贷-次债高风险资产与泡沫经济形成产生推波助澜影响。

   2010-17年美国经济持续八年复苏增长,仅次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0年最长经济复苏战后记录,显示美国经济具有很强调整能力,也折射美国保增长有一些独特政策手段。然而进一步观察美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可见利用财政特别是超宽货币政策刺激拉高资产价格,再通过居民净资产账面价值上升刺激消费,是后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提示美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与增长难以持续特点。

依靠货币超常投放、拉高资产价格、激活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从目前情况看可能会通过不同路径经历调整。近年美国经济走势显示,随着常规通胀与劳动市场指标变化,货币当局不得不告别超常低利率。然而由于CPI等货币政策锚定指标相对呆滞,失业率指标反应经济运行状态具有内在局限,美联储货币政策常态化进程会比较缓慢和犹豫。其次是资产价格过高与多年货币扩张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常态化影响引发较大震荡调整。近年美国罕见牛市扩张已强弩之末,房地产价格回升上涨接近历史高位,资产价格较大大幅调整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性,构成市场热议灰犀牛风险与明斯基时刻的现实背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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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国际app官方下载,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国际贸易理论 本文链接:/data/109072.html 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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